1.2012年国庆期间，央视推出一档“走基层”节目，派出各路记者，逢人便问“你幸福吗”。节目播出后，引起观众强烈的兴趣。
一些网站将其中一些“神回复”剪辑起来，制作了视频专题。细细品味一番，确实令人忍俊不禁。郑州一位正排队买票的小伙子,记者问他，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答：钓鱼岛还没成功收回来。又问，你最想要什么？答：女朋友。再问，你碰到的坏事是什么？答：我跟你说话，队被别人插了。
央视此档节目，在《新闻联播》播出，反响自然格外强烈。称赞者说，过去，记者现场采访大都将镜头对准官员、专家、明星；此番却直接走到街头巷尾，与普通百姓沟通，而且对话内容几乎不加修饰地原汁原味播出，虽然难免有些粗糙，甚至有些幼稚，但非常质朴，相当真实，充满生活气息。这是央视《新闻联播》的一个突破。
赞扬和质疑之外，采访中的某些回答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位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在面对记者提问时，首先推脱了一番：“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记者继续追问道：“您幸福吗？”这位务工人员上下打量了一番记者，然后答道：“我姓曾”。不少网友表示，这样看似无厘头的回答，背后却有无尽的辛酸和沉重。一位网友评价，“偌大的城市，从未向他们真正张开过怀抱；林立如云的水泥森林，五彩斑斓的梦幻霓虹，滚滚而过的金属车流，这些城市风景画，对于他们来说既熟悉又遥远。他们熟悉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力气和汗水，盖起了高楼大厦，修建起宽阔的马路；陌生的是觉得自己永远与这道风景隔着一道窗子。在幸福之门依然紧锁的个体那里，‘我姓曾’已不全然是语言的解构游戏，更是坚硬残酷的现实”。
有分析者认为，“你幸福吗？ ”虽只是一个简单提问，但它反映的不仅是某一个体的感受，更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国家经济发达了，民主和文明进步了，百姓的幸福感自然应该提高了。反之，倘若多数百姓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国家的繁荣进步，也就没有落到实处。正因此，百姓对“你幸福吗”的各种回答，对于政府的宏观决策和日常工作，都有现实意义。
2.2012年10月9日早晨，河南新乡。数千名职工举着已故新飞电器董事长刘炳银的照片，聚集在公司总部门口，高喊“新飞危急”，要求涨薪。据了解，厂方已经连续10年没为工人涨过工资，目前一线工人月收入只有千元上下，比新乡当地2000多元平均工资水平还低了一半。
直到10月12日下午，新飞电器在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资方宣布接受劳方包括涨工资在内的八大诉求，这一事件方才平息。那么，收入是影响工作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吗？
《小康》调查显示，“收入”确实是影响职业幸福感最大的因素，“个人能力的体现”位居次席，“福利”列第三，“个人兴趣的实现”排在第四位，接下来依次是“职场人际关系”、“工作给自己带来的社会声望”、“领导对自己的看法”、“单位实力"、“单位名气”，等等。
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专题发布会——基尼系数和失业率”,报告我国收入差距与城镇失业率的现状。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査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仍很明显。根据地区划分，我国东部地区基尼系数为0.59，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7，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5。可以看出，东、中、西部收入差距与其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指出，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 4000多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这些状况都使得公众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出台充满迫切希望。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巳经迫在眉睫，不能再隔靴搔痒了。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自2004年开始起草。迄今已9年。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10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四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此消息迅速引起各界广泛瞩目。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改革的重 要性。结合近期中央表态以及记者多方了解，推进多项重点领域改革将成为2013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其中，收入分配改革有望提速，而金融改革、税制改革、价格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工作也都将继续推进。
此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间表”一拖再拖，主要由于收入差距大小的判断、控制垄断行业薪酬、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等敏感议题，涉及多方利益的博弈，涉及到既得利益重新分配，方案从一开始制订就产生各种分歧。比如“两个比重”，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调整两个比重的提高必然会触犯到一些贵族利益群体，资源利益群体等。然而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必须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多的人则倾向于认为现阶段改革重心应放在初次分配领域，包括对财税体制、工资制度、农民收入分配、要素分配制度、垄断行业进行改革。
3.罗霞咬咬牙，终于还是决定辞职了。
她是2009年进入东亚银行一地方分行的应届毕业生。罗霞这样刚人职的员工称作培训生，要持续两年才能转正，没日没夜的忙碌背后，是每月3000余元的底薪，没有绩效，有“三险”但没有住房公积金。
“感觉跟去国有商业银行的同学相比，工资不相上下，但是福利天差地远，还累死累活地加班，只是徒有其表的光环而已。”罗霞说。
罗霞不平衡的心理背后，是一个饱受诟病的事实：与其他竞争性行业相比较，国有商业银行、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总体收入过高。近年来，垄断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收入畸高又成为新的热点。
实际上，在如今的垄断行业内部，也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据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2008年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在垄断行业的收入中，真正表现出来的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各种明的、暗的补助变成实际收入。
高某是某大型国有石油公司下属某分公司的部门经理，他说，他们员工每月的名义工资组成为：岗位工资+工龄津贴+奖金+岗位津贴+住房补贴+工资外收入+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个人所得税-企业年金个人扣缴部分。
这些都是打入卡中的，该企业员工这部分的月平均值为6500~8000元，有的拿到1万元以上。其中岗位工资，是公司统一编订，机关基本都一样，生产一线的职工则根据工作性质不同而区分。高某的基本工资（岗位工资）是2500元。
比名义工资复杂的是其他福利，包括午餐、交通、通讯等其他补助，还有电影卡、公园卡、健身卡，等等。
更重要的则是分房，高某本人就在2009年分到了一套房子’他们自付的房价大约是8000元每平方米，而其市场价是23000元。“分了一套三居室就相当于直接发了100万元。”他说，“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分到房子，一共有2000多套，已经在去年全部分发完毕，而各种限制条件非常多。我是赶上了末班车。”
破除垄断行业高收入势在必行，2011年我国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收入分配改革，要引入市场竞争，薪酬外部监督，打破垄断行业人员高收入现状。即“工资要涨，也要分”，调配好有限资源的公平分配。当然，要体现“公平”原则，还体现在其他各个环节上。其次，居民增收要跑赢财政。2011年，扣除价格因素，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增长8.4%，低于GDP增长率0.8个百分点。但同期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高达24.8%。这就要求收入分配改革重点放在加大社保投入并减税上。再次，收入分配改革也要包括公平竞争；规范灰色收入；建立阳光财政，约束公权。
中国经济“蛋糕”越做越大,如何更加合理地切分“蛋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4.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收入水平低且受歧视，这是对农民工的客观写照。农民工进城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但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充足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也承载着改变农村的面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子女能够接受教育等责任，为此农民工问题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状问题，可以从相关法律对农民工权益保护不确定性，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取得合理劳动报酬权，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基本的社会保障得不到满足,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角度来认识。
目前，我国职工约有2.07亿人,其中分布在各地的进城务工人员有9400万人。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资料还显示，当前拖欠工资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建筑施工企业和餐饮服务等企业，其中建筑施工企业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
徐东优活城工地没有工棚，没有活动板房，五十名民工无论男女都混居在停车的地下室内，条件恶劣。记者来到这处地下室，目睹了民工们生活的不便和混居的尴尬。那么多不熟悉的人挤住在一起，既毫无隐私又毫无安全保障，居住环境恶劣的程度超乎人们想象，可谓触目惊心。W市是个大城市，但“蚁居”地下室的生存图景与都市外在的繁华极不相称。记者的调査虽是个案,但就目前的民工现实情形来说却具有普遍意义，完全具有管窥作用。
外来务工人员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由于出生农村本身社会地位低及我国劳动法制建设滞后不能满足农民工现实的需求，时常出现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不力和工会组织欠缺，加之经济上的贫困，导致他们社会政治参与程度低，因此很少有人去听他们的疾苦或者给予他们恰当的帮助，其权益极易遭到侵害，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同时也刺痛了社会的良知和公平正义的理念。
5.每逢长假,节日加班费总会成为热门话题。按劳动法有关规定，2012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前4天加班人员可以拿到3倍的加班工资，但现实是，仍然有很多劳动者未能拿到应有的法定加班工资。
据媒体调查，对不少打工者来说，三倍工资只是在“新闻上能看到”，现实中“这种事情只能想想”，一些企业把国庆中秋只算做正常加班，给正常工资，另外一些企业则用倒休、补休等名义规避加班费，尤以私企为“重灾区”。
一项有9224位网友参与的网络调査显示，加班没领到加班费的人有6732人，占7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许多人不得不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却在白干的现实。“想要加班费可以，拿钱后直接走人。”“失业比没得几天的3倍工资更惨。”这样的担忧则从一个侧面表明劳动者不敢维护正当权益的现实。
这两个现实，揭示出在当今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和社会转型期，事实上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在劳动者权益维护方面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缺位。在相当意义上说，正是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维权缺位，才使得用人单位敢肆意侵权，让所谓的“体面劳动”、“有尊严生活”的劳动新理念悬空。
我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如果用人单位实行的是标准工时制度（俗称8小时工作制），安排职工在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值班，应属加班，应支付加班费，法定节假日为“三倍工资”，休息日为“双倍工资”或者调休。这样算来，如果8天加班，之后又不调休，加起来确实能挣平时工作20天的钱。
在“三倍工资”规定刚推出时，劳动者因不知情而无法要求此项权利尚情有可原。但是，从2007年算起,《劳动合同法》已经公布了六年多，如果“三倍工资”仍无法完善落实，其背后原因着实值得深思。
实际上，非但是法定节假日“三倍工资”落实得不好，就算平时的加班，又有多少劳动者能“合法地”拿到加班费呢？按《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加班要自愿，须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报酬,加班每天最多不超3小时等。但是现实中，大多数劳动者都有过“自愿”从事无加班费“义务劳动”的经历。
首先，这种看上去存在，但现实中却难以兑现的福利，我们可以称之为观赏性福利。对于很多群体来说，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证，但对于另外一些群体来说，这样的福利却是一种稳定的福利，这些群体在其他权利的实现上通常也比较有超前性、稳定性。这时,差距便产生，结果便是不同人在权利的实现上呈现差异性。
其次，当一项权利对一些群体真实，而对另一些群体虚幻时，这样的权利必然产生撕裂性——那些无法实现自身权利者必然对那些顺利获得权利者产生羡慕嫉妒恨的感受，他们觉得这权利其实与自己无关，其实是为别人度身定做的。这种撕裂性显然应得到重视。
最后，这种福利的撕裂性还在撩拨着公众的情绪。这种持续性的撩拨产生的后果，一是公众的情绪继续发酵。他们被剥夺的感觉会更加强烈，他们会认为自己属于被遗忘的群体。二是政策的公信力持续流失，人们就会在重复的状态中对制度的救济失去信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但也不能忽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与人的全面发展相悖的现象，如不惜牺牲资源环境追求GDP增长、收入差距过大、腐败问题严重等。这些虽然只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潮中的支流，但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人的全面发展，损害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仅就收入分配来说，一方面,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持续拉大，高收入者年收入数百万元甚至更高，而低收入者年收入只有一两万元。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收入差距又持续拉大，众多的中低收入者购买力低下，才导致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出口依存度过高，是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重要原因。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思想认识来说，对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不够、在经济发展中见物不见人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资本利润侵蚀劳动报酬，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都与此直接相关。因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6.瑞典是一个“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国家。不仅追求经济安全以保护人民免受各种风险， 而且追求公平的收入分配以保证所有的公民能享受满意的生活水平。公民享受的福利包括子女补贴、教育补贴、住房补贴、充分就业、最低工资、男女同工同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而且水平相当高，如丧失工作能力或失去工作机会的人一般可以得到相当于其正常收入90%的支付，都由政府财政承担。瑞典基尼系数由1967年的0.28降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0.2以下， 到80年代维持在0.2左右，此后，虽然基尼系数有所波动，但都在0.3以下。
德国的再分配机制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社会救济的对象是不能养活自己的人和其他需要援助的人。社会保险是再分配机制的主体，包括全国强制性疾病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最后一部分是福利分配,不需要特别的条件就可以享受。 德国公共支出占GDP的50%，福利支出约占财政总支出的一半左右，比例最大。据估计，80%的德国家庭受到政府的某种补贴，如养老金、子女补贴、失业补偿、教育补贴等。
与北欧国家不同，德国福利国家的公平性再分配力度要小一些。德国也一直属于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基尼系数多数年份都在0.3以下，2000年为0.28。
美国采用的所得税税率主要由联邦税与州税两部分组成，所得税制度都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其边际税率增加的累进所得税。最穷的家庭不支付联邦所得税，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占应纳税收入的15%，富裕家庭的税收占应纳税收入的28~33%。
其收入保障计划有三种主要类型：一是社会保险计划，包括养老金、残废人补助、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补助与医疗保险，都是直接支付给低收入家庭；二是失业补助，向失业者提供的收入，每个参加计划的人按收入支付税收，当他们失业时获得收益；三是四种州政府管理的福 利计划类型，包括补充的保障收入计划、对有抚养子女家庭的援助计划、食品发送计划、医疗 援助。
政府还提供低于成本的物品与劳务，这些劳务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 日本的再分配政策构筑了政府与受益群体之间的互惠关系，即政府为某些社会群体提供政策优惠,受益群体为政府提供政治支持。预算分配严重偏向效率低下的非贸易部门，如农业、流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那里的雇员一般属于低收入群体。
日本的再分配政策是选择性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社会保障支出占GNP的比重 仅为7%，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13.9%。7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保障支出占GNP的比重 上升较快，但就绝对水平而言，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仍然是最低的。尽管福利性再分配有限,但在 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日本是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2000年基尼系数仅为0.25。
日本政府促进平等的主要途径是影响第一次收入分配。其政策工具包括维持农产品高价，保护农民利益；对小企业实行一系列优惠财政金融政策；保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受来自国外的竞争；在边远地区展开大规模公共工程；扶持钢铁、汽车、电子等行业进行国际竞争等。
7.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幸福感”和收入分配改革成为民众议论最多的两个民生话题。 这两个话题一起成为关注热点，不是偶然的。先说“幸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成果有目共睹,全体国民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客观成果的享受和享受时的主观感受，并不一定是一致的，所谓“你幸福吗”的问题,指向的并 不是“你家经济条件改善了吗”那样的物质，而是无论经济条件是否改善，你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总体的感受是否良好。
“收入分配”、“社会公平"、“民生改善”、“增强人民幸福感”……在留言互动栏目当中，这些 词汇在互动留言中出现频率最多，网友期盼十八大的召开能解决更多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七一社区网友“渭水河”表示，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民力，民生关系发展,发展决定民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善民生,期待今后能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民生成果。人民微博网友“江淮古邑人”认为，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不仅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现。从国家层面来说，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让国民看到希望。当国民看到希望时，自然很多事 情就进入良性循环。愿收入分配公平的阳光,带给更多人温暖的未来。
强国论坛网友“张奋”在讨论收入分配改革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公平，而公平改革就牵涉到高收入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关系，这势必就要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难度大，阻力大。“蛋糕”能否分得均匀？能，只要坚持政策，体现公平，体现民主，如对困难群众 该补助多少，哪些人群最困难？要体现最困难者多帮，最需要者多帮。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扩大，怎么扩大，采取怎样的措施就使大多数人达到或超过中等收入水平。对高薪者怎么限制，限制多少能够缩小收入差距。这块“蛋糕”只要拿出措施便分配均匀，得到多数人理解和支持。
十八大报告提出“收入倍增幸福感更强”的新目标，到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翻番，这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维护社会公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部分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农民、居民和贫困人口的收入，老百姓只有钱包满了，才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才能从温饱真正迈向全面小康，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也写进一些国家的宪法之中，但要实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谈何容易。常言道,政治清明，则人心归向，上下团结；政通人和，则政事通达，人心和顺。欲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改善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法治社会，这既是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不二选择。如此不懈努力不仅能舒缓社会压力，减轻社会矛盾和冲突，还能改善和提升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为社会良性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和永续的动力，这是民族振兴的真正之源。
“给定资料1”中画线句子写道：“在幸福之门依然紧锁的个体那里，‘我姓曾’已不全然是语言的解构游戏，更是坚硬残酷的现实。”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全面、简明。不超过250字。
1.2012年国庆期间，央视推出一档“走基层”节目，派出各路记者，逢人便问“你幸福吗”。节目播出后，引起观众强烈的兴趣。
一些网站将其中一些“神回复”剪辑起来，制作了视频专题。细细品味一番，确实令人忍俊不禁。郑州一位正排队买票的小伙子,记者问他，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答：钓鱼岛还没成功收回来。又问，你最想要什么？答：女朋友。再问，你碰到的坏事是什么？答：我跟你说话，队被别人插了。
央视此档节目，在《新闻联播》播出，反响自然格外强烈。称赞者说，过去，记者现场采访大都将镜头对准官员、专家、明星；此番却直接走到街头巷尾，与普通百姓沟通，而且对话内容几乎不加修饰地原汁原味播出，虽然难免有些粗糙，甚至有些幼稚，但非常质朴，相当真实，充满生活气息。这是央视《新闻联播》的一个突破。
赞扬和质疑之外，采访中的某些回答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位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在面对记者提问时，首先推脱了一番：“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记者继续追问道：“您幸福吗？”这位务工人员上下打量了一番记者，然后答道：“我姓曾”。不少网友表示，这样看似无厘头的回答，背后却有无尽的辛酸和沉重。一位网友评价，“偌大的城市，从未向他们真正张开过怀抱；林立如云的水泥森林，五彩斑斓的梦幻霓虹，滚滚而过的金属车流，这些城市风景画，对于他们来说既熟悉又遥远。他们熟悉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力气和汗水，盖起了高楼大厦，修建起宽阔的马路；陌生的是觉得自己永远与这道风景隔着一道窗子。在幸福之门依然紧锁的个体那里，‘我姓曾’已不全然是语言的解构游戏，更是坚硬残酷的现实”。
有分析者认为，“你幸福吗？ ”虽只是一个简单提问，但它反映的不仅是某一个体的感受，更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国家经济发达了，民主和文明进步了，百姓的幸福感自然应该提高了。反之，倘若多数百姓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国家的繁荣进步，也就没有落到实处。正因此，百姓对“你幸福吗”的各种回答，对于政府的宏观决策和日常工作，都有现实意义。
2.2012年10月9日早晨，河南新乡。数千名职工举着已故新飞电器董事长刘炳银的照片，聚集在公司总部门口，高喊“新飞危急”，要求涨薪。据了解，厂方已经连续10年没为工人涨过工资，目前一线工人月收入只有千元上下，比新乡当地2000多元平均工资水平还低了一半。
直到10月12日下午，新飞电器在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资方宣布接受劳方包括涨工资在内的八大诉求，这一事件方才平息。那么，收入是影响工作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吗？
《小康》调查显示，“收入”确实是影响职业幸福感最大的因素，“个人能力的体现”位居次席，“福利”列第三，“个人兴趣的实现”排在第四位，接下来依次是“职场人际关系”、“工作给自己带来的社会声望”、“领导对自己的看法”、“单位实力"、“单位名气”，等等。
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专题发布会——基尼系数和失业率”,报告我国收入差距与城镇失业率的现状。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査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仍很明显。根据地区划分，我国东部地区基尼系数为0.59，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7，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5。可以看出，东、中、西部收入差距与其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指出，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 4000多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这些状况都使得公众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出台充满迫切希望。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巳经迫在眉睫，不能再隔靴搔痒了。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自2004年开始起草。迄今已9年。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10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四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此消息迅速引起各界广泛瞩目。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改革的重 要性。结合近期中央表态以及记者多方了解，推进多项重点领域改革将成为2013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其中，收入分配改革有望提速，而金融改革、税制改革、价格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工作也都将继续推进。
此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间表”一拖再拖，主要由于收入差距大小的判断、控制垄断行业薪酬、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等敏感议题，涉及多方利益的博弈，涉及到既得利益重新分配，方案从一开始制订就产生各种分歧。比如“两个比重”，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调整两个比重的提高必然会触犯到一些贵族利益群体，资源利益群体等。然而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必须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多的人则倾向于认为现阶段改革重心应放在初次分配领域，包括对财税体制、工资制度、农民收入分配、要素分配制度、垄断行业进行改革。
3.罗霞咬咬牙，终于还是决定辞职了。
她是2009年进入东亚银行一地方分行的应届毕业生。罗霞这样刚人职的员工称作培训生，要持续两年才能转正，没日没夜的忙碌背后，是每月3000余元的底薪，没有绩效，有“三险”但没有住房公积金。
“感觉跟去国有商业银行的同学相比，工资不相上下，但是福利天差地远，还累死累活地加班，只是徒有其表的光环而已。”罗霞说。
罗霞不平衡的心理背后，是一个饱受诟病的事实：与其他竞争性行业相比较，国有商业银行、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总体收入过高。近年来，垄断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收入畸高又成为新的热点。
实际上，在如今的垄断行业内部，也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据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2008年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在垄断行业的收入中，真正表现出来的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各种明的、暗的补助变成实际收入。
高某是某大型国有石油公司下属某分公司的部门经理，他说，他们员工每月的名义工资组成为：岗位工资+工龄津贴+奖金+岗位津贴+住房补贴+工资外收入+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个人所得税-企业年金个人扣缴部分。
这些都是打入卡中的，该企业员工这部分的月平均值为6500~8000元，有的拿到1万元以上。其中岗位工资，是公司统一编订，机关基本都一样，生产一线的职工则根据工作性质不同而区分。高某的基本工资（岗位工资）是2500元。
比名义工资复杂的是其他福利，包括午餐、交通、通讯等其他补助，还有电影卡、公园卡、健身卡，等等。
更重要的则是分房，高某本人就在2009年分到了一套房子’他们自付的房价大约是8000元每平方米，而其市场价是23000元。“分了一套三居室就相当于直接发了100万元。”他说，“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分到房子，一共有2000多套，已经在去年全部分发完毕，而各种限制条件非常多。我是赶上了末班车。”
破除垄断行业高收入势在必行，2011年我国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收入分配改革，要引入市场竞争，薪酬外部监督，打破垄断行业人员高收入现状。即“工资要涨，也要分”，调配好有限资源的公平分配。当然，要体现“公平”原则，还体现在其他各个环节上。其次，居民增收要跑赢财政。2011年，扣除价格因素，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增长8.4%，低于GDP增长率0.8个百分点。但同期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高达24.8%。这就要求收入分配改革重点放在加大社保投入并减税上。再次，收入分配改革也要包括公平竞争；规范灰色收入；建立阳光财政，约束公权。
中国经济“蛋糕”越做越大,如何更加合理地切分“蛋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4.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收入水平低且受歧视，这是对农民工的客观写照。农民工进城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但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充足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也承载着改变农村的面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子女能够接受教育等责任，为此农民工问题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状问题，可以从相关法律对农民工权益保护不确定性，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取得合理劳动报酬权，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基本的社会保障得不到满足,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角度来认识。
目前，我国职工约有2.07亿人,其中分布在各地的进城务工人员有9400万人。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资料还显示，当前拖欠工资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建筑施工企业和餐饮服务等企业，其中建筑施工企业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
徐东优活城工地没有工棚，没有活动板房，五十名民工无论男女都混居在停车的地下室内，条件恶劣。记者来到这处地下室，目睹了民工们生活的不便和混居的尴尬。那么多不熟悉的人挤住在一起，既毫无隐私又毫无安全保障，居住环境恶劣的程度超乎人们想象，可谓触目惊心。W市是个大城市，但“蚁居”地下室的生存图景与都市外在的繁华极不相称。记者的调査虽是个案,但就目前的民工现实情形来说却具有普遍意义，完全具有管窥作用。
外来务工人员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由于出生农村本身社会地位低及我国劳动法制建设滞后不能满足农民工现实的需求，时常出现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不力和工会组织欠缺，加之经济上的贫困，导致他们社会政治参与程度低，因此很少有人去听他们的疾苦或者给予他们恰当的帮助，其权益极易遭到侵害，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同时也刺痛了社会的良知和公平正义的理念。
5.每逢长假,节日加班费总会成为热门话题。按劳动法有关规定，2012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前4天加班人员可以拿到3倍的加班工资，但现实是，仍然有很多劳动者未能拿到应有的法定加班工资。
据媒体调查，对不少打工者来说，三倍工资只是在“新闻上能看到”，现实中“这种事情只能想想”，一些企业把国庆中秋只算做正常加班，给正常工资，另外一些企业则用倒休、补休等名义规避加班费，尤以私企为“重灾区”。
一项有9224位网友参与的网络调査显示，加班没领到加班费的人有6732人，占7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许多人不得不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却在白干的现实。“想要加班费可以，拿钱后直接走人。”“失业比没得几天的3倍工资更惨。”这样的担忧则从一个侧面表明劳动者不敢维护正当权益的现实。
这两个现实，揭示出在当今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和社会转型期，事实上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在劳动者权益维护方面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缺位。在相当意义上说，正是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维权缺位，才使得用人单位敢肆意侵权，让所谓的“体面劳动”、“有尊严生活”的劳动新理念悬空。
我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如果用人单位实行的是标准工时制度（俗称8小时工作制），安排职工在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值班，应属加班，应支付加班费，法定节假日为“三倍工资”，休息日为“双倍工资”或者调休。这样算来，如果8天加班，之后又不调休，加起来确实能挣平时工作20天的钱。
在“三倍工资”规定刚推出时，劳动者因不知情而无法要求此项权利尚情有可原。但是，从2007年算起,《劳动合同法》已经公布了六年多，如果“三倍工资”仍无法完善落实，其背后原因着实值得深思。
实际上，非但是法定节假日“三倍工资”落实得不好，就算平时的加班，又有多少劳动者能“合法地”拿到加班费呢？按《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加班要自愿，须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报酬,加班每天最多不超3小时等。但是现实中，大多数劳动者都有过“自愿”从事无加班费“义务劳动”的经历。
首先，这种看上去存在，但现实中却难以兑现的福利，我们可以称之为观赏性福利。对于很多群体来说，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证，但对于另外一些群体来说，这样的福利却是一种稳定的福利，这些群体在其他权利的实现上通常也比较有超前性、稳定性。这时,差距便产生，结果便是不同人在权利的实现上呈现差异性。
其次，当一项权利对一些群体真实，而对另一些群体虚幻时，这样的权利必然产生撕裂性——那些无法实现自身权利者必然对那些顺利获得权利者产生羡慕嫉妒恨的感受，他们觉得这权利其实与自己无关，其实是为别人度身定做的。这种撕裂性显然应得到重视。
最后，这种福利的撕裂性还在撩拨着公众的情绪。这种持续性的撩拨产生的后果，一是公众的情绪继续发酵。他们被剥夺的感觉会更加强烈，他们会认为自己属于被遗忘的群体。二是政策的公信力持续流失，人们就会在重复的状态中对制度的救济失去信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但也不能忽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与人的全面发展相悖的现象，如不惜牺牲资源环境追求GDP增长、收入差距过大、腐败问题严重等。这些虽然只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潮中的支流，但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人的全面发展，损害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仅就收入分配来说，一方面,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持续拉大，高收入者年收入数百万元甚至更高，而低收入者年收入只有一两万元。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收入差距又持续拉大，众多的中低收入者购买力低下，才导致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出口依存度过高，是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重要原因。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思想认识来说，对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不够、在经济发展中见物不见人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资本利润侵蚀劳动报酬，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都与此直接相关。因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6.瑞典是一个“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国家。不仅追求经济安全以保护人民免受各种风险， 而且追求公平的收入分配以保证所有的公民能享受满意的生活水平。公民享受的福利包括子女补贴、教育补贴、住房补贴、充分就业、最低工资、男女同工同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而且水平相当高，如丧失工作能力或失去工作机会的人一般可以得到相当于其正常收入90%的支付，都由政府财政承担。瑞典基尼系数由1967年的0.28降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0.2以下， 到80年代维持在0.2左右，此后，虽然基尼系数有所波动，但都在0.3以下。
德国的再分配机制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社会救济的对象是不能养活自己的人和其他需要援助的人。社会保险是再分配机制的主体，包括全国强制性疾病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最后一部分是福利分配,不需要特别的条件就可以享受。 德国公共支出占GDP的50%，福利支出约占财政总支出的一半左右，比例最大。据估计，80%的德国家庭受到政府的某种补贴，如养老金、子女补贴、失业补偿、教育补贴等。
与北欧国家不同，德国福利国家的公平性再分配力度要小一些。德国也一直属于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基尼系数多数年份都在0.3以下，2000年为0.28。
美国采用的所得税税率主要由联邦税与州税两部分组成，所得税制度都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其边际税率增加的累进所得税。最穷的家庭不支付联邦所得税，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占应纳税收入的15%，富裕家庭的税收占应纳税收入的28~33%。
其收入保障计划有三种主要类型：一是社会保险计划，包括养老金、残废人补助、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补助与医疗保险，都是直接支付给低收入家庭；二是失业补助，向失业者提供的收入，每个参加计划的人按收入支付税收，当他们失业时获得收益；三是四种州政府管理的福 利计划类型，包括补充的保障收入计划、对有抚养子女家庭的援助计划、食品发送计划、医疗 援助。
政府还提供低于成本的物品与劳务，这些劳务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 日本的再分配政策构筑了政府与受益群体之间的互惠关系，即政府为某些社会群体提供政策优惠,受益群体为政府提供政治支持。预算分配严重偏向效率低下的非贸易部门，如农业、流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那里的雇员一般属于低收入群体。
日本的再分配政策是选择性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社会保障支出占GNP的比重 仅为7%，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13.9%。7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保障支出占GNP的比重 上升较快，但就绝对水平而言，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仍然是最低的。尽管福利性再分配有限,但在 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日本是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2000年基尼系数仅为0.25。
日本政府促进平等的主要途径是影响第一次收入分配。其政策工具包括维持农产品高价，保护农民利益；对小企业实行一系列优惠财政金融政策；保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受来自国外的竞争；在边远地区展开大规模公共工程；扶持钢铁、汽车、电子等行业进行国际竞争等。
7.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幸福感”和收入分配改革成为民众议论最多的两个民生话题。 这两个话题一起成为关注热点，不是偶然的。先说“幸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成果有目共睹,全体国民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客观成果的享受和享受时的主观感受，并不一定是一致的，所谓“你幸福吗”的问题,指向的并 不是“你家经济条件改善了吗”那样的物质，而是无论经济条件是否改善，你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总体的感受是否良好。
“收入分配”、“社会公平"、“民生改善”、“增强人民幸福感”……在留言互动栏目当中，这些 词汇在互动留言中出现频率最多，网友期盼十八大的召开能解决更多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七一社区网友“渭水河”表示，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民力，民生关系发展,发展决定民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善民生,期待今后能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民生成果。人民微博网友“江淮古邑人”认为，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不仅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现。从国家层面来说，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让国民看到希望。当国民看到希望时，自然很多事 情就进入良性循环。愿收入分配公平的阳光,带给更多人温暖的未来。
强国论坛网友“张奋”在讨论收入分配改革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公平，而公平改革就牵涉到高收入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关系，这势必就要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难度大，阻力大。“蛋糕”能否分得均匀？能，只要坚持政策，体现公平，体现民主，如对困难群众 该补助多少，哪些人群最困难？要体现最困难者多帮，最需要者多帮。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扩大，怎么扩大，采取怎样的措施就使大多数人达到或超过中等收入水平。对高薪者怎么限制，限制多少能够缩小收入差距。这块“蛋糕”只要拿出措施便分配均匀，得到多数人理解和支持。
十八大报告提出“收入倍增幸福感更强”的新目标，到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翻番，这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维护社会公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部分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农民、居民和贫困人口的收入，老百姓只有钱包满了，才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才能从温饱真正迈向全面小康，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也写进一些国家的宪法之中，但要实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谈何容易。常言道,政治清明，则人心归向，上下团结；政通人和，则政事通达，人心和顺。欲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改善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法治社会，这既是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不二选择。如此不懈努力不仅能舒缓社会压力，减轻社会矛盾和冲突，还能改善和提升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为社会良性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和永续的动力，这是民族振兴的真正之源。
“给定资料1”中画线句子写道：“在幸福之门依然紧锁的个体那里，‘我姓曾’已不全然是语言的解构游戏，更是坚硬残酷的现实。”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全面、简明。不超过250字。